当地时间4月14日西班牙卫生部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西班牙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045例,累计确诊达172541例;新增死亡病例567例,累计死亡18056例。虽然西班牙近期单日新增病例数持续下降,一些工厂和建筑公司13日起被允许重新开工,但其他非必要活动仍然被禁止。西班牙首相桑切斯12日在全国电视讲话中说:“我们距离胜利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我们都渴望回到街头……但我们更渴望赢得这场战争。我们需要防止疫情重新蔓延。”

疫情之下,在西班牙塞维利亚,14岁的姐姐和她6岁的妹妹在家里玩耍。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

唐朝作为中国古代高度发达的一个朝代,基本实现了司法程序的法律化和制度化,判词的制作也呈现出明显的规范化特征。唐代的判词主要有三种,其中在司法审判中就真实案件所作出的判词被称为实判,考生在科举考试中所作的判词或其他习判者仿作的判词被称为拟判,此外还有一些文学作品当中的判词被称为杂判。唐朝判词广泛地使用文学化的语言,讲究对仗工整、辞藻华丽、韵律优美、引经据典。《全唐文》中记载了颜真卿任抚州刺史时所作的“按杨志坚妻求别适判”一道实判:

另据港媒16日报道,一名伊利沙伯医院非紧急救护运送服务控制中心员工初步确诊。香港“文汇网”报道称,伊丽莎白医院确诊员工并没有接触病人,最后上班日期是7月13日。另有港媒报道,这名年约40多岁的男子于伊丽莎白医院负责非紧急救护运送服务,他初步确诊,正等待入院,家人需要检疫,但曾接触过的同事则仍继续工作。(海外网 魏雪巍)

关于借鉴唐朝判词语言观点的冲突

这道判文主要采用骈体文四、六句式写成,平仄对仗,同时又骈散互用,引用了前燕王欢和西汉朱买臣的典故,文情并茂,堪称经典。唐朝流传至今的判词大多为拟判,具有代表性的有张鷟的《龙筋凤髓判》、白居易的《甲乙判》等著作,其中判词对于语言的雕琢更是精美。

2006年3月14日凌晨,刚刚巡逻结束准备休息的卢伟朝接到线报,发现涉嫌重大伤害案件在逃犯罪嫌疑人高某的踪迹,负责侦查此案的卢伟朝马上向派出所领导汇报情况,实施抓捕行动。

唐朝判词语言的文学性色彩及成因

2005年6月的一个凌晨,卢伟朝乘摩托车追捕一名犯罪嫌疑人。雨天路滑,车辆失去控制摔倒在地,卢伟朝被碎玻璃刺中大腿动脉,因失血过多导致休克,经抢救脱离危险。伤势刚好转,又立刻返回工作岗位。

面对危险毫不退缩,卢伟朝用热血诠释警魂,践行铮铮誓言。2006年,卢伟朝被梧州市人民政府追授为“梧州青年勇士”“文明市民标兵”。同年,被公安部追授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称号。2015年,被追授为革命烈士。

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优秀之处进行发掘固然是好的,但是否应当借鉴以及应当如何有选择性地借鉴则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唐朝的判词虽文辞秀美,抑扬顿挫,但却难以承担起以事实和法律为基础、以理性和准确为价值取向的法律文书的重任。即便唐朝判词中有值得继承和借鉴之处,也不应该是其外在的语言。基于我国当前司法、教育、社会等方面的状况,对于法律文书不应过分强调语言的修饰与美感,而是应该秉持公文属性,着力于逻辑的严密、措辞的准确和语言的规范,以便于更充分地进行案件事实的还原,法律关系的梳理以及法律条文的适用与阐释。

首先,不符合我国当前的实际。唐朝判词的文学化特征得益于当时文学发展的兴盛。唐朝的司法官员大都是饱读经史的儒者,其中还有凭借诗文风采入仕的,文学造诣更是深厚,因此可以写出对仗工整、辞藻华丽、韵律优美、引经据典的判词。而当前我国的司法人员大多是法学专业出身,所学习的内容大多是法学理论基础、各项法律法规以及法律逻辑等知识,并不具备足够的文学修养。以当前我国司法人员的知识结构,倘若想要凸显语言之于法律权威的作用,运用逻辑严密用词精准的“法言法语”或许更为适宜。此外,当前办案任务的繁重也使得借鉴唐朝判词语言的建议不切实际。司法体制改革后实行人员分类管理,加上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的进一步落实,在巨大的办案压力下司法人员实在难以普遍性地做到对法律文书进行文辞上的精雕细琢。

2002年9月,卢伟朝与两名同事前往深山抓捕吸毒和盗窃犯罪嫌疑人。在抓捕过程中,嫌犯手持长刀砍伤卢伟朝左手掌,卢伟朝仍奋不顾身,和同事一起制服嫌犯。到医院包扎后,他只休息了一天半,又返回派出所工作。

唐朝判词文学性语言的借鉴之思

最后,影响法律适用的严肃性与客观性。法律论证要求严肃性、客观性和逻辑性,而文学修辞则离不开抒情、渲染和感性的认知。这两者是具有一定的矛盾和冲突的,不可能完全兼顾。文学性的表述对于论证固然具有一定的作用,但这种作用是有限的,且随之而来的渲染和抒情很容易将判决文书写作从理性分析带入到诉诸道德的感性分析甚至是“原心定罪”中去。在法律文书上“做文章”虽然能使之不枯燥、更吸引人眼球,但却极大地增加了在法理和逻辑乃至法律适用上出现错误的风险,降低法律严肃性的同时,较为主观的表述方式也容易让涉案当事人及公众对法律的客观性产生误解。

研究中国传统司法,判词通常被视为一个缩影,而司法亦是一个时代的缩影。特殊的时代背景造就了兼具文学与法学双重属性的唐之判词。事实上,唐朝判词注重文学性这一特色到了宋代以后便不再主流。如今时过境迁,法治环境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今的法律文书是否有必要借鉴唐朝判词的语言?或许不然。

也有学者对借鉴唐朝判词语言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强调判词的修饰容易导致判词内容应用性的偏废,如若过分追求裁判文书的文学性和文字的工整性,则很可能会忽视适用法律的规范性。有学者对此提出过质疑,“在如此注重句式、对仗、用典乃至字句的音韵、色彩、节奏的前提下,作为一篇司法判决,法官还有多少余地在其中进行法律概念和规则的阐述呢?”在有限的篇幅范围内,修饰性语句的增多必然会导致对案件事实和法律条文阐述部分的缩减,使得法律文书的写作本末倒置。

凌晨3时,犯罪嫌疑人高某出现在梧州市一家酒店门口,卢伟朝确认目标后,冲上前去抓住高某手臂,并表明警察身份。高某疯狂挣脱逃跑,卢伟朝紧追,并抓住高某,高某用藏于衣服中的牛角刀刺中卢伟朝胸部。受伤的卢伟朝仍继续追赶,最终倒在地上。高某被警察擒获。卢伟朝因失血过多,抢救无效,以身殉职,年仅26岁。

杨志坚素为儒学,遍览九经。篇咏之间,风骚可摭。愚妻睹其未遇,遂有离心。王欢之廪既虚,岂遵黄卷;朱叟之妻必去,宁见锦衣。污辱乡阁,败伤风俗,若无褒贬,侥幸者多。阿王决二十后任改嫁,杨志坚秀才赠布绢各二十匹,米二十石,便署随军,仍令远近知悉。

其次,不利于法学教育的引导。如前所述,唐朝的科举选官制度于判词的兴盛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对判词文学性的重视导致了学子们在学习判词写作时对文辞的感性追求超越了对法律论证的理性追求,对经义和典故的运用超过了对法律规定的运用。更有甚者为了在较短的时间内写出华美的判词而预先背诵大量判文,但并不领会其写作方式和逻辑,以至于传为笑柄,这样的例子在唐代并不少见。由此可见,若过分强调司法文书的文采会使得学子们将学习重心转向文辞,而非厘清法律关系和裁判案件,对于学子们法律素养和办案能力的提高存在不利影响。

“伟朝这个人,不怕苦不怕累,对待工作认真,总感觉他有用不完的劲。他常常是前一天晚上值完夜班,第二天又自觉留在所里值班。有时候加班困了,他就直接在值班室补个觉,醒了立马投入工作。”同事陆展辉回忆。

唐朝判词的兴盛得益于当时司法制度的完善与文化的繁荣,同时也与其科考、选官制度有着密切联系。唐朝的科举考试有“书判”一科,能写出一手合格的书判是唐朝知识分子想要入仕做官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唐代官员铨选考核“身、言、书、判”四个方面,其中“判”就是考察根据案情拟写判词的能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学子和官吏们将判词当作文章来书写,从而追求句式的工整与辞藻的缛丽也就不足为奇了。

“他从来不会把工作上的困难告诉我,只会说一些开心的事,我知道他怕我们担心。我总劝伟朝重新找份工作,但他不愿意,总说‘我舍不得这身警服’。儿子是我们一辈子的骄傲。”卢伟朝的父亲卢振全说。

有学者对当今司法借鉴唐朝判词语言表示赞同。他们认为:其一,有利于加大论证力度。判词中的修辞方法越是得当,则论证力度越大,也更能为社会民众所接受。其二,有利于强化司法权威。即使判词晦涩难懂,但通过判词的文采和声韵也能使当事人和民众感受到司法官具有高于常人的素质,从而相信其具有足够的知识与能力来判断是非和主持公道。